中国昆虫文化简论(2)

在这里，李时珍虽没有提出“昆虫”这一概念，但其所指的虫部已经接近于现代意义上的昆虫类了。

到了清代晚期，随着中国与西方文化科学交流的深入，昆虫学作为一门现代生物学科传入了中国。受此影响，光绪庚寅年(1890)，方旭著成《虫荟》五卷，书中专门列有《昆虫》卷。《昆虫》卷中，方氏将“羽、毛、昆、鳞、介”5类动物中的219种小动物归入其中。对于书中“昆虫”这一概念的来源，学者孙诒让在《虫荟序》中做了解释：

据《夏小正》昆小虫。传曰：昆者，众也，犹魂魂也。魂魂者，动也，小虫动也。如传言，“昆”之义为众，引申之为动。凡小虫之动者曰“昆虫”，则“昆虫”自有一类矣。《说文》“虫”字下云：“或行，或飞，或毛，或蠃，或介，或鳞，以虫为象。”蠃，同倮。或飞者，羽也。或行者，即昆虫以行与动同义也。博雅许君岂不知五虫之名古无异义，乃或行，或飞或毛，或蠃，或介，或鳞必备？举其名不以五者而止，则五虫以外确有昆虫可知矣。［7］(P59)

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昆虫属于节肢动物门昆虫纲。昆虫纲动物成虫期具有下列主要特征：躯体由若干环节组成，这些环节集合成头、胸、腹3个体段；头部是感觉与取食的中心，具有触角和口器，一般还有复眼及单眼；胸部是支撑与运动的中心；成虫期具有3对足，通常还有两对翅；腹部是代谢与生殖的中心，其中包括着大部分内脏和生殖系统，没有行走用的附肢。

《虫荟》中，方旭把“六足四翼”作为判断是否为昆虫的标准之一。如此，“昆虫”一词在这里已经基本具备了现代概念的意义。“该书中所提昆虫已基本接近于近代昆虫纲所含昆虫。”［8］(P223)可见，昆虫学家对方旭对昆虫分类的贡献是肯定的。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先民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地对昆虫资源进行着开发和利用，促进了自身物质生产的发展和精神生活的丰富。先民们利用昆虫的行为被后世不断重复，世代传承，渐渐形成了并形成了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而又鲜明独特的昆虫文化。

所谓的昆虫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昆虫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一切与昆虫相关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狭义的昆虫文化专指与昆虫相关的精神产品。如，语言、文学、艺术等等。

本文所研究的是狭义上的中国昆虫文化。由此，我们可以对中国昆虫文化做如下界定：

中国昆虫文化是在历史过程中创造并发展起来的，保留在中华民族中间的，具有稳定形态的，对现代社会仍有影响的与昆虫相关的精神文化现象。它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国人及其生存环境辩证地互相影响的结果，是由劳动创造和生活提炼的精神产品。它包含在国人思想观念、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道德情操、生产生活方式、礼仪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领域之中。

二、中国昆虫文化的特征

中国昆虫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符合中国传统文化的一般规律，又具有自身独特的特征，概括来说，它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国昆虫文化具有神秘性

昆虫虽然和人类关系密切，但在古代，由于认知能力所限，人们对这些身型细小而又生命细微的小东西缺乏了解，往往会产生神秘之感，由此便给昆虫文化裹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

比如，蚕虽是人类最亲密的伙伴，但先民们却对它从卵到虫，从虫到蛹，由蛹破茧生蛾，又由蛾生卵的生命循环过程充满了好奇和疑惑。这种好奇和疑惑心理驱使下的神秘感，启发了他们对生与死循环转化的联想，从而赋予了蚕神圣的宗教意义，进而生出了对蚕的崇拜。因此，先民们不但用丝绸充当祭品，制作祭服，而且还给死者穿上用丝绸做的丧衣。目的是希望死者能借助丝绸如蚕一样获得超自然的神力，而死而复生。此外，交战双方停战时，被称为“化干戈为玉帛”，则是取丝绸象征天意的意义。《礼记》：“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9］根据文献记载，上古时期，重大的祭祀活动往往会在桑林中进行［10］(P14-16)。久而久之，这种崇拜便进一步转化为对蚕神的信仰。织女、嫘祖、马头娘、紫姑等一系列关于蚕神的神话传说，更增添了蚕文化的神秘意味。

又如，古人缺乏对萤火虫来源的科学认识，很多人形成了“腐草化萤”的看法。《礼记·月令》云：“季夏之月，……腐草为萤。”［9］《逸周书》载：“大暑之日，腐草化为萤……腐草不化为萤，谷实鲜落。”［11］《易·通卦验》曰：“立秋腐草化为萤。”［12］更有甚者，有人还认为萤火虫是鬼魂所化。《酉阳杂俎》载：

文章来源：《环境昆虫学报》 网址: http://www.hjkcxbzz.cn/qikandaodu/2021/0727/1695.html